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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长的刚烈  

2013-03-09 13:53:54|  分类: 《精美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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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开林    来源:《随笔》2012年第6期

女校长的刚烈 - 股指神剑 - 股指神剑 朱三榜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作家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扎过耳朵眼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出了名的厉害,先是命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1902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18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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