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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  

2013-08-09 08:34:19|  分类: 《精美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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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 - 股指神剑 - 股指神剑 朱三榜

 

勤劳是一种美德吗
作者:狄马 来源:《金融博览》2012年第23期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外婆家,见天亮以后外婆为我们煮饭,觉得很奇怪,就问道:你们怎么在白天吃饭啊?外婆也觉得很奇怪,反问:你们吃饭不在白天,难道在黑夜啊?我说:我们一天两顿都在黑夜。外婆一听这话,就扑簌簌掉下泪来,哀叹说:你看这世道!把娃娃都搞得分不清晨昏了。她说的“分不清晨昏”,指的是我们那时的生活状态。父母天不亮就到生产队的梯田或坝梁上挖土,一直要干到半夜才能回来。我们这些孩子就只能跟着大人的作息,凌晨四五点吃一顿饭,半夜里再吃一顿。时间长了就以为凡是饭都要在黑夜吃,白天吃反而很奇怪。

  当然正如人们常说的,有付出就有回报。母亲在这一年被评为劳动模范,队长捧着奖状来到我家,说了好多表扬的话,大意是说,你妈妈是全村最勤劳的妇女,你们长大了应该向她学习。但奇怪的是,母亲一点儿也不高兴,队长一走,她就抱着我痛哭起来,哭完后说了一句:别听他胡说!什么勤劳!他怎么不勤劳?

  从此我就知道,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勤劳,一种不勤劳;而有的人的勤劳对自己毫无好处。成年后,我对一切叫人“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的说教充满警觉,正是得益于生活所赐。在我看来,一种劳动如果不能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那么它就只对领导者有意义。一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愿意牺牲自己的享乐,做一件在他看来十分必要、十分有价值的事业,与一个人在棍棒的驱赶下,完成一桩力所能及的工作以维持生命,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好多人不懂,包括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一到乡下,就盛赞起农民的“勤劳”来,写文章更会上升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我自己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伙诗人到陕北采风,看见一个妇女在地里拔草,就派作协主席上前问候,以示“深入生活”。“老大娘,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劳动?你的勤劳值得我们学习啊!”大娘说:“学啥呀?没事干嘛!”可等这个主席一离开,大娘就在地上唾了一口,骂道:“呸!你才勤劳呢!你家祖宗八代都勤劳!”在她看来,勤劳是一种诅咒。她没说出来的愤怒,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我也想像你们城里人一样,看看电影,逛逛公园,或者遛遛狗,听听音乐会,可能吗?你们不管倒也罢了,吃饱了撑的跑到我们乡下转转也罢了,但还想把老娘当猴耍,就太不要脸了!说明这世界人种五颜六色,族群丰富多样,文明千姿百态,但人性只有一种,那就是求乐避苦,好生恶死。没有一个民族热爱吃苦甚于热爱享乐,热爱流汗甚于热爱休闲。勤劳都是被逼出来的。


 

老人不是包袱
作者:于坚 来源:《南方周末》2012年11月23日

  对于伦敦,我的一个印象是,这个城市到处是女王般仪表堂堂、高贵严肃又亲切和蔼的老同志。也有许多老妇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坦荡磊落。他们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坦荡磊落?这个伟大的城市是他们建造的,是他们用青春为这城市的辉煌奠的基。随处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创造了这个城市,伦敦没有拆迁,所以92岁的设计师可以指着那座教堂的窗子说:这是我设计的!泥水匠可以告诉他的重孙:你的足球场是我砌的地基!

  老人依然活跃在沙龙、酒馆、剧院、教堂。我朗诵诗的那个下午,大厅里全是中年人和老人,他们提问踊跃而深刻。他们不仅是爷爷奶奶,更是教师、顾问和高人。老人不是包袱,而是这个国家的活史书、精神容器、道德楷模、美食秘方,以及某种久经考验的生活品位。

  伦敦有许多老人用品商店,不是凤毛麟角的一两家,不是老气横秋专为敷衍老人赚几个小钱的粗糙丑陋的专卖店,而是老人的时装店、老人的日用器皿店、老人的手工皮鞋店、老人的雨伞店、老人喝下午茶的咖啡馆、老人的手杖店、老人的体育用品店,哦,还有老人的首饰店!

  我想给父母买点拿得出手的礼物,但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买不到。市中心由青春靓丽者统治着,很难买到老人的用品。设计师们从来不为自己年迈的父母设计时装。那种背街背巷委琐自卑的老人用品店出售的次品,你好意思买给父母做礼物吗?现在在伦敦买到了:一个绣花的专供老妇人用的小羊皮钱包,因为老人出门不会带许多大钞票;一个药盒,里面可以陈列应急的药丸,就像首饰盒一样漂亮。

  在伦敦,酒鬼有酒鬼的去处,流浪汉有流浪汉的蜗居,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圣地,老人有老人的玩场。大家各美其美,互相鼓掌。而在我居住的城市,与老人有关的世界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老怪物”大多数时候只能躲在公寓里守着一台电视机。伦敦的老人们可能还占些优势,英国女王,那位引领英国高品质生活和时尚的老妇人,使得老人的地位也非同凡响,这种“顽固守旧”俨然内化为英国的民族性。在伦敦,举目皆是老房子、老街道,地铁也像古董一样老旧,完全感受不到想象中工业国的焕然一新。难怪中国游客会大失所望:英国怎么如此落后而陈旧!

  中国近百年的思潮是维新。“维”到今天,新的就是好的,新就是有用,旧就是无用。害怕无用,似乎成为你我身边的一种常识。普天之下焕然一新,而且还在继续更新。老人日薄西山,与保守、无用、累赘甚至反动同义。

  中国思想,总是在象征与现实、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根据眼前利益摆动,利益所在,无比实际具体;利益所在,也无比抽象朦胧。在商业方面,可以说少年中国已经实现。吾国大城市的商业中心,哪一个不是“老人莫入”,只为有经济实力的新潮族设计的?孩子也受影响,因为拥有未来的、能够成龙的不是老人,而是孩子,于是无用的老人去接有用的小孩,像银行运钞车去接存款一样,为他们背书包。总之,各行各业中,老人没啥希望、前途,只有青春才是资本、热钱。

  我有个同事,在编辑岗位干了一辈子,在编辑这个专业可以说是个默默无闻的大师。甫一退休他就黯然离去,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就像自动走向垃圾站的垃圾袋。接替他的是一个刚刚招聘进来的小伙子,单位甚至连请元老指点一下的念头都没有。这是一种无情的侮辱,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业似乎毫无价值,而小青年永远可以从头开始。他进来时这单位还在打地基,连办公室都没有,现在是摩天大楼一栋,但是与他毫无关系。没人尊重他的一生,自个儿一边待着去吧。心寒!

  我们所谓的老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安置老人的问题,根源是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拆迁老建筑还是表面的,在这个表面的背后是对历史、对经验的蔑视和恐惧。这种拒绝守成、从零开始的文化,已经深入骨髓。

  我曾经坐在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小咖啡馆喝过一杯,跑堂的是位白发苍苍的爷爷,腰上拴着一个磨成了宝贝的牛皮夹。为年轻人端上一杯咖啡,并非耻辱,老爷爷跑堂60年,收杯摆碟的做工、风度已经是大师级的了。我盯着他腰上那个包浆深厚的皮夹子看,估计他是为了做好这工作专门定制了一个与咖啡馆相称的牛皮夹子,也说不定有的咖啡客来此喝上一杯,就是为了瞟一眼这夹子。哦,裤腰带上的古玩店!坐在泰晤士河畔,有一位热爱跑堂的大师为你端来咖啡,那不仅仅是享受,更是沉思:他一生有那么多跳槽的机会,有更好的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为什么顽固保守得像泰晤士河那样永不改道呢?

  看得出来,他德高望重,来这里喝咖啡的许多老人是他一生的常客,他们不必吩咐,他就知道他们要什么。或许他的人生理想远没有女王陛下那样伟大深远,也就是为这几个老朋友端端咖啡,让他们惬意一辈子;而在他们眼中,这位老亨利的恩泽未必小于女王陛下。

 

购买一个泡沫
作者:吴晓波 来源:《东方企业家》2012年第12期

  什么是泡沫?在日常生活中,你很容易回答。可是在经济学界,这却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比如,当今中国的经济有没有泡沫?房价有泡沫吗?股市有泡沫吗?人民币有泡沫吗?高铁建设有泡沫吗?互联网有泡沫吗?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过,泡沫如果不破灭就没法知道那是泡沫。

  比如上海的房价,从2000年前后的5000来元一平方米,涨到了如今的3万多元一平方米,够夸张的了。如果你每月有2万元收入,想在上海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每天只靠呼吸空气活下来,也起码得存15年的钱。一般的人,都说那绝对是泡沫了。

  可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告诉你一个数据,在2000年前后,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是11万亿元左右,现在是多少呢?70多万亿元。也就是说,现在的钱比12年前多了5倍多,12年前1元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6元多钱。这么一算你突然发现,上海的房价上涨居然与广义货币量的增长是同步的!所以,如果房价有泡沫,那么首先是货币的泡沫。

  作为一个小老百姓,能制止货币的泡沫吗?不能。

  你能干什么呢?你能干的就是,去购买一个泡沫,让它与货币的泡沫同步变大。

  全中国最好的泡沫是什么?你炒股票亏过钱吗?你投资工厂亏过钱吗?你购买房子亏过钱吗?亏损最少的那个东西,就是最没有泡沫的。

  再算一下未来的账。中国的金融专家有一个共识,他们认为,要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币的供应量增长在15%到18%是合适的。而从今往后的十来年里,中国的GDP将很可能仍然保持8%左右的增速。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因此货币贬值的长期趋势是不可遏制的,而且似乎没有人打算去遏制它。

  如果未来10年里发生通货膨胀,每年物价上涨10%,那就意味着每隔7.2年,人民币就贬值一半。而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里,每年就相当于贬值8%左右。所以,你必须要将手里的钱投资出去,可投资什么又是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如果有泡沫,又该如何观察呢?我认为,有两个“红利”会让泡沫不破灭,但是有一个危机会让泡沫破灭。

  两个红利,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基尼红利”。

  “人口红利”是中国的城市化。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年有1400万农民变成城里人,他们的消费力将成为经济和消费增长的动力。具体到不同的地区和城市,如果那里每年都有很多新面孔出现,你就不必担心房价下跌。

  “基尼红利”,大家听说过的是基尼系数,它的高低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的10年间,国家统计部门拒绝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理由是居民的灰色收入太大。国外一些机构以及联合国倒统计过,数据从0.48到0.52不等,总而言之,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这是一个很让人担忧的问题,不过问题的另外一面是,正是因为有如此大的贫富差距,人民才仍然没有丧失追求财富的热情。经济学认为,贫富差距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我这样说有点残酷,但它是事实。欧洲经济为什么停滞了?日本经济为什么不发展了?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贫富差距太小了,人们失去了追求财富的动力。

  那么,会让泡沫破灭的危机是什么呢?

  是消费乏力。

  如果大家都不想着赚钱了,如果农民都不想到城里来了,如果你情人节只给情人发一条温馨的短信而不买iPad了,如果你的男朋友不存钱买房了,泡沫就破灭了,中国的经济就完蛋了。说到这里,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政府老是念叨着要“扩大内需”了。

  这就是当今中国人的命运:我们既是泡沫的制造者,又是泡沫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可能是泡沫要毁灭的对象。


术道之间
作者:游宇明 来源:天涯社区游宇明的博客

  牛人往往是由牛人教出来的,李鸿章当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时,曾国藩已位居两江总督,文章也是公认的一流。

  其实,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缘分,在投帖之前就开始了。1843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让其入京,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利用这个机会,李文安带李鸿章拜见了曾国藩,算是认了门。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是主考官,依科举时代的规矩,曾可算是李的座师。考试失利,李鸿章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学习如何写诗作文,两年后李鸿章金榜题名。曾国藩对李鸿章不仅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事业上也步步提携。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失败,想投奔曾国藩,曾国藩满口答应,并寄去三百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李鸿章入幕,曾国藩又将自己的治军心得一点一点教给他,希望培养其统兵之才。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剑指上海,曾国藩亲拟奏稿,推荐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同时派他在合肥一带招兵买马,组建淮军,援救上海,李鸿章自此平步青云。

  李鸿章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1864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包围天京,久攻不下,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时在常州,朝廷谕令淮军会攻天京。李鸿章知道曾国荃想独占收复天京的头功,于是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部队想休整一下。朝廷见李鸿章按兵不动,下旨催其动兵。李鸿章先是谎称生病去了苏州,接着又提出部队疲劳,需休息两个月才能出战;实在找不到理由了,就绕道浙江,说要从湖州对天京形成包围。曾国藩明白李鸿章的良苦用心,湘军攻克天京后,李鸿章去看老师,曾国藩出城迎接,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曾国藩辞世,李鸿章写了一副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表达了对老师的深深怀念。

  然而,李鸿章的矛盾也正在这里,一方面他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另一方面他对老师传授给他的东西,又更多地只是吸收其“术”(具体的技巧),不顾其“道”(做人处事的根本理念)。

  曾国藩一生以诚为本,李鸿章则喜欢撒谎。在湘军幕府时,某天李鸿章谎称头疼,不愿参加曾国藩主持的早会(集早餐与议事于一体的聚会),曾国藩几次派人去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看到老师生气了,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匆匆前往。曾国藩板着脸没说话,待李鸿章吃完饭,丢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耳”,然后拂袖而去。

  在用人上,李鸿章与曾国藩也有极大差异。曾国藩提拔将领,除了军事素质,还很看重其操守和学问,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书生,有科名者竟达30多人。曾国藩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的这些部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李鸿章用人只看打仗的能力,注重用利益笼络人心。他觉得读书人想法多,谁都不服谁,在战场上很难协调,相反,那些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武夫”却可以唯主将之命是从。

  曾国藩固守原则,李鸿章则看重权变。19世纪70年代初,天津发生捣毁教堂、杀害洋人的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曾国藩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所谓洋人教士杀婴儿的事,纯属谣传,在谈判中,他先是向洋人道歉,并当即决定将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洋人不同意,非要将这些官员杀了抵命。几经协商,达成协议: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赔款49万两白银,并派政府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协议一出,国内物议沸腾,有人甚至指责曾国藩是“卖国贼”。在此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命令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李鸿章一接手,立即表现出了与乃师全然不同的做事风格。他一面与洋人讨价还价,一面暗地里与俄国沟通,因为俄国只要赔偿“经济损失”,不要求人命相抵。李鸿章趁机改动判决,将原来的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又令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名死刑犯杀了,忽悠外国人说已经行刑完毕。那些流放的官员,在避过风头之后,李鸿章又将他们一一招了回来。

  李鸿章只学老师的“术”,无视其“道”,并非学不到,而是不想学。曾国藩来自交通极不发达的湖南中部乡下,他的价值观是儒生的;李鸿章来自自古以经商着名的安徽,其价值观是商人的。前者讲精神坚守、讲诚信、讲名誉,后者讲物质利益、讲计谋、讲机变。在正常时代,道可以战胜术;在晚清那种非正常的时代,术往往打败道。

  从曾国藩与李鸿章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时代流变的轨迹。



不可放低自己
作者:芮成钢 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虚实之间》

  几年前,我在美国大使馆被自己的同胞结结实实恶心了一把。

  那次我因公务赴美,去办签证。签证处大厅里人头攒动,几个身着美国大使馆保安制服的中国年轻人在里面来回走动。办完签证,我拿着护照准备离开,看到其中一个保安正冲着一对老人厉声讲话,或者可说是“训斥”,因为老人“说话声音太大”。看老人的穿着打扮,像是来自偏远地区,要去美国看望孩子。说话声音大,的确不妥,保安应该维持秩序,但他的态度未免太恶劣。

  我走过去提醒他:“请注意尊重老人。”没想到这个保安勃然大怒,觉得我挑战了他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保安的赫赫权威,冲过来用他并没有被赋予的权利把护照从我手中拿走,然后强行要把我轰出去。

  他说:“你给我出去,这里是美国领土!”

  我告诉他:“我知道这里被理解成是美国领土,但你没有这个权利。美国使馆的规则我非常清楚,美国大使我也认识。”

  但他依然咆哮,威胁我说:“如果你不出去,我就不让其他的中国人进来办签证。”

  我们在门口僵持着。因为我的缘故,中国人都被拦在门外。为了不影响他们,我选择暂时让步,走了出去。但我对那一群中国保安说:“我在门口等你们解决问题,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你们真不应该这样,你们是中国人吗?”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个从北京本地招来的年轻保安竟然狐假虎威大言不惭道:“我们都是美国公民,你赶快给我们从美国领土上出去!”

  是年少无知,还是别的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听到这样的话从自己同胞的嘴里说出来,心痛。

  我在门口站了许久,这群保安的领班才走出来。也许感觉到我不是那么好欺负吧,他开始跟我诚恳地谈条件,给我两个选择:要么走正常投诉程序——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何时才能取回护照,我会因此无法按时赴美;要么,他替我取回护照,叫出那个保安,说两句好话一笔勾销,还要我向他保证不通过其他渠道找他们算账。

  我着急走,答应了他的条件,拿走了护照。

  后来听说不少朋友在美国大使馆都有过类似被自己的同胞欺负的经历。我始终觉得故事并没有结束,只不过忙起来,也就渐渐淡忘了。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在耶鲁校园里偶遇熟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他也毕业于耶鲁。这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国大使依然和蔼可亲,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子。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在心里斟酌是否单方面撕毁和保安领班达成的口头协议。想到那些因去办签证而遭到蔑视的中国父母和学生,我到底还是将那件不愉快的事告诉了他,并真诚地说:“我们不希望这些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中国人,破坏了我们对美国的印象。”雷德说:“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那样。”

  又过了几个月,回到北京,雷德大使和夫人邀请我共进午餐。当我拿着请柬经过大使官邸安检时,一位中国保安走过来对我说:“上次和您过不去的那个保安已经被开除了。”我看了看他,似曾相识,也许是当时那一群保安中的一位,眼睛里有一丝歉意。

  我笑了笑,点点头走进去。

  再后来,又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看到了不少新面孔的保安,也听到他们用“您”来称呼办签证的人们,态度好了许多。我也依然会去排队办签证,依然会在人群中敏锐地观察不合理现象,并时刻准备着……

  值得反思的是,在上海,今天仍然延续着一种“前殖民地文化”。一次我和外国朋友在上海见面,问他住在哪里,他很自然地告诉我:“French Concession!(法租界)”我立刻半开玩笑地阻止他:“去你的法租界,说什么呢?”

  过去,老师告诉我们,走在街上遇到外宾,要主动用英语问好:“Hello!”“How are you?”那时候老外来中国都是旅游,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我们都苦练口语。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老外来中国是为了找工作。我是这样做的,在北京遇见外国人,首先说的一定是中文——在自己的国家说自己的语言,天经地义。如果他表示中文水平不够,我们再用英语。

  WTO体制讲求“国民待遇”原则,意即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的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歧视外国人,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意味着我们也要调整心态,不能过于“高看”外国人而放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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